内容提要
关键词
作者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3年第2期，注释略
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新态势
近年来，随着技术创新加速、成本持续下降、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清洁能源在应对气候危机、保障能源安全、解决现代能源可及性、刺激绿色复苏方面的潜力不断增强。
一、全球碳中和态势下清洁能源转型成为应对气候危机的核心方案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22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警示，全球气候变化速度超出之前预期，多个生态领域日益迫近其临界点，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升幅将在未来20年内达到或超过1.5℃，气候危机将使数百万人处于粮食和水资源急剧不安全境地。在此背景下，截至2022年底，全球已有139个国家、116个地区、241个城市、804家企业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占全球GDP的90%和温室气体总排放的88%。各国在实现碳中和的中长期路线图中均将能源部门脱碳放在首要位置，通过加大清洁能源领域投资来发展风能、太阳能、绿色氢能、核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以及与之相关的绿色交通、数字储能技术、工业脱碳技术、可持续基建等绿色产业。
国际能源署（IEA）指出，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和地区冲突所带来的供应链中断、运输延误及组件价格飙升的影响，但2021年可再生能源新增容量仍增长17%，达到314吉瓦(GW)的历史新高，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在净新增电力中的份额达到创纪录的84%。同时，全球电动汽车销量总计660万辆，比2020年翻了一番，显示出清洁能源转型的强劲势头。截至2022年10月，在193个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缔约方中，183个缔约方已将可再生能源部分纳入其国家自主贡献（NDC）；其中143个缔约方提供了量化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清洁能源发展已经被各国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性支柱。2022年11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首次将“损失和损害问题”提上议程，并强调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切实提升脆弱国家的气候适应力与韧性治理能力。
二、清洁能源被视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重要绿色引擎
在后疫情时代，很多国家将绿色复苏作为建立新竞争优势的契机，着力发展绿色低碳关键科技，培育绿色新兴产业。基于清洁能源发展的绿色复苏将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低碳竞争力和社会复原力，在助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同时提振各国经济和创造就业。欧盟、美国、日本等均提出绿色复苏“一揽子计划”，加大对清洁能源的研发投资和市场开拓。特别是随着绿色和数字化双重转型态势日益明朗，智能电网、智慧储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数字技术的投资和研发均提升了清洁能源在新兴智能发电和配电系统中的高比例使用。
IEA发布的《2022年全球能源投资》报告指出，2015—2020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每年仅增长2%；但从2020年开始，绿色投入年增长达到了12%。2022年清洁能源投资超过1.4万亿美元，占能源投资增长总量的近3/4。其中，可再生能源、电网、能效提升和储能占电力行业总投资的80%以上。同时，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带来了大量就业和投资机会。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强调，在全球经济疲软态势下，全球清洁能源就业人数仍从2020年的1200万持续增加到2021年的1270万，多数工作岗位集中在太阳能光伏、生物能源、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行业。IRENA预测，如果能源转型措施与全球升温1.5℃目标一致，到2030年将新增就业岗位8500万个（与2019年相比），远超损失的化石能源就业岗位。
三、地缘冲突下的能源危机加速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步伐
乌克兰危机导致能源市场大幅波动，化石燃料和电力价格居高不下引发了以欧盟为中心逐步波及全球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担忧促使各国和企业都在寻求用替代品迅速取代过于单一的油气来源，即从供给多元化的角度出发，日益转向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以减少对价格大幅飙升的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推进下，清洁能源市场竞争优势显现，2010—2020年，光伏发电、光热发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的发电成本分别下降85%、68%、54%、45%。能源危机使清洁能源在经济上更具吸引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发展势头。根据IEA预计，2022—202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增长近一倍，达到2400吉瓦(GW)，可再生能源有望占全球电力扩张的90%以上，到2025年初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
随着清洁能源市场竞争力的攀升，各国日益重视清洁能源转型在能源安全利益保障方面的潜力。如欧盟于2022年3月发布《欧洲廉价、安全、可持续能源联合行动》，表示将采取加速多元化能源供应、提升清洁能源占比和提高能效等措施来降低对进口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特别是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比从之前规划的40%提高到45%。在能源危机引发的国内高通胀态势下，美国拜登政府于2022年8月紧急出台了《通胀削减法案》，该法案包含了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清洁能源转型的3690亿美元补贴和税收抵免，使可再生能源、绿氢、储能电池和碳捕集技术等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全球清洁能源转型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围绕清洁能源转型的全球性共识日益增强，但其面临的阵痛和挑战也逐步显现。除了绿色突破性技术开发和项目部署落实的不确定性之外，还要应对以下挑战。
一、清洁能源增长同碳中和目标实现之间仍有巨大差距
尽管能源危机使各国加速清洁能源转型，但为了保障短期能源供应和控制能源总费用，各国同时花费大笔资金投资与补贴化石燃料，从而导致后疫情时代碳排放量的加速上升。如曾强调在2030年逐步淘汰燃煤发电的德国，在能源危机下不得不重启煤电用于替代天然气发电。英国气候及能源智库恩伯（Ember）指出，后疫情时代的复工复产使全球煤电需求急剧增长，导致全球电力部门的排放量在2021年上半年反弹，比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还高出5%。另外，清洁能源在工业制造、取暖制冷、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等领域的部署比例远低于电力部门，传统工业部门对化石能源的路径依赖和高碳锁定使绿色复苏之路阻力重重。
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排放差距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巴黎协定》所设定的2℃和1.5℃温控目标，全球排放量需要分别减少30%和45%，但目前各个国家提出的自主贡献承诺只能减少5%—10%的全球排放量。在当前政策情境下，为了实现本世纪中叶1.5℃、1.8℃、2℃的温控目标，到2030年世界各国预计存在250亿吨、230亿吨、17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差距。如此之大的排放差距需要在短短8年内得到解决，对所有国家而言均是严峻挑战。各国需要立即加速制定能源转型的清洁化方案，促进重点排放部门的系统性改革，这意味着电力供应、能源密集型工业、运输和建设在内的关键部门都迫切需要进行大规模转型升级。
二、清洁能源发展的“南北差距”和“转型分歧”不断扩大
从地缘维度而言，气候变化对低纬度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生态系统破坏程度更高。同时这些被贫困问题所困扰的“南方国家”由于气候适应能力低而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处于弱势地位，在资金投入、开发规模、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等方面均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2020年以来，全球在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储能方面的迅速增长几乎都在经济较好的地区，“南方国家”在缺乏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可能会重新陷入“能源贫困”的泥淖。以非洲为例，尽管非洲大陆蕴藏的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但非洲国家从能源转型中获得的收益极为有限，如非洲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仅占全球份额的1.3%。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数据，2021年在全球用于建设风能、太阳能和其他清洁能源项目的4340亿美元投资中，只有0.6%（26亿美元）流向了非洲，而且四分之三的投资高度集中在南非、埃及、摩洛哥和肯尼亚等少数几个国家。2020—2021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创下了增长9%的历史新高，但相比之下，非洲的清洁能源投资同比下降了35%，已降至11年来的最低点。
2019年12月13日，在肯尼亚加里萨郡，时任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中）出席加里萨光伏发电站投运启动仪式。（新华社图片）
另外，南北方国家在如何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体现在转型优先事项（减缓还是适应优先）、国家发展路径与过渡性方案、减排责任与技术转让等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22年适应差距报告》指出，脆弱国家亟需更多的发展援助来增强其气候适应能力和绿色发展韧性。到2030年，估计每年的适应行动需要1600亿—3400亿美元，到2050年则为3150亿—5650亿美元。但目前适应性支出还不到总额的十分之一，发达国家的援助承诺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全球大宗商品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加重了脆弱国家的压力，这意味着清洁转型需要同健康生活、减少贫困和经济增长等其他紧迫性事项保持平衡。截至2021年底，仍有26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烹饪，主要依赖木柴、垃圾等传统生物质能，并且仍有7.32亿人无法用上现代电力。基于此，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需要循序渐进且兼顾公平正义，而非对碳氢化合物的使用“一刀切”。但在能源金融方面，西方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已停止为管道、港口和其他与碳氢化合物开发相关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三、围绕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地缘博弈加剧
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清洁能源技术和关键矿产资源的价值日益突出，获取发展清洁能源所需的关键技术和矿产资源可能会对拥有这些资源的国家产生新的依赖关系，导致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如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电解储氢、动力电池等低碳技术产品中，锂、钴、镍、镓、铟、稀土、铂等稀有金属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认为是支撑清洁能源转型不可或缺的资源基础。随着清洁能源产业成为大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核心竞争力，清洁能源关键矿产供应链治理成为一个关系到能源地缘竞争和产业竞争力的安全战略问题。
近年来，欧美国家日益将清洁能源发展迅速的中国视为“关键性竞争者”，并通过制定同所谓“人权与民主”相捆绑的清洁能源新标准、建立排他性“小多边同盟”、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与中国“脱钩”等方式对中国的绿色发展进行规锁遏制。如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就强调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进行绿色竞争，确保美国在清洁能源制造和低碳技术创新方面处于全球领导者地位。2022年6月，美国宣布和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等主要伙伴国家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旨在掌控关键矿物的生产、加工和回收，确保对清洁能源和其他技术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的主导性供应。澳大利亚于2022年7月主办了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清洁能源供应链论坛，呼吁印太国家建立基于相同价值观的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2022年9月，欧盟颁布《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从地缘政治视角审视清洁能源领域全球供应链的相互依赖与脆弱性问题，寻求通过“战略自主”确保锂和稀土等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安全。
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的重要角色
自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以来，中国作为清洁能源后发型国家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超越德国、美国成为世界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和绿色投资均居首位的大国，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的结构性优势愈发明显。随着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中国有望成为国际绿色能源体系的引领者和全球可持续能源安全的维护者。
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引领性力量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对碳中和的承诺激励了其他碳排放大国加速绿色转型。202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个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1太瓦的国家，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年内增加136吉瓦，约占全球新增容量的43%，中国在风电、太阳能热、光伏发电、水电装机、新能源汽车产销总量等领域均居世界第一位。2022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紧紧围绕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和2030年达到25%的要求，规划“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量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占比要超过50%；2025年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增量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超过50%，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切实促进存储消纳，保障高比例利用可再生能源。预计2022—2027年，中国将占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容量的近一半。
凭借绿色结构性优势，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中流砥柱，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装备制造、价值链优化等领域展示出引领性角色。目前，中国的初创企业吸引了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早期能源风险投资，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价值链中日益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在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车电池生产等领域优势明显，如有7家中国风电整机制造企业位列全球前10；中国光伏产业为全球贡献了70%以上的产能，通过推进光伏成本下降提高了世界对于能源转型的积极预期；中国拥有占全球70%的电动汽车电池产能，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已经占据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一半的份额。就中长期发展而言，中国旨在五年规划框架下有序推进能源转型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嵌入“碳达峰、碳中和”实践路径中，积极参与全球绿色低碳能源体系的塑造进程。
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带动沿线国家的清洁能源转型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通过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中国发挥清洁能源转型的“绿色外溢效应”。2021年9月，中国进一步宣布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从煤炭转向清洁能源为全球净零排放转型注入了新动能。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担当，更表明了中国将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凝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共识，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全球绿色转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据国家能源局统计，中国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清洁能源项目投资额每年维持在20亿美元以上，总体呈增长态势。目前，随着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和绿色投资项目走出去，以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俄蒙经济走廊及中非合作等为重点的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基础不断巩固。基于此，中国初步形成了以水电、光伏、风电和电动汽车项目合作为先导，光热、氢能、生物质能等领域项目合作齐头并进的全方位多层次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格局。与此同时，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同“南南气候合作”相融合，从而打造海外清洁能源开发与消除能源贫困相融合的清洁能源援助新模式。如2020年以来，中国与老挝、柬埔寨、塞舌尔等国签署了“低碳示范区建设实施谅解备忘录”，从软硬件两方面全面提升沿线国家的气候适应韧性和绿色转型能力，不仅提供光伏、风电设备和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物资，还同受援国家共同编制低碳规划方案，加强清洁能源开发潜力评估和低碳人才培训。
三、通过构建全球清洁能源伙伴关系推进全球清洁能源善治
面对欧美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的地缘安全化转向，中国仍然倡导通过开放共赢的国际多边合作来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为推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和绿色复苏、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互动交流空间，不断推进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的塑造。如近年来中国同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成立了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中国—阿盟清洁能源培训中心、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和合作中心、APEC可持续能源中心等多个区域清洁能源合作平台，面向不同区域开展清洁能源援助、合作开发、技术交流和能力培训活动。2022年9月，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国家能源局发布《全球清洁能源伙伴关系概念文件》，旨在打造绿色、包容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以加快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的部署与开发，加速推进全世界范围内可持续能源的普遍可及。
全球清洁能源伙伴关系是中国开展全球气候能源治理的重要平台和渠道，有利于推动相关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高效方向发展，并为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机制塑造提供可行路径。一是建构沟通交流网络，与IRENA共同主办国际能源变革论坛，探索建立国际能源变革联盟，促进能源机制间各类要素交互联动，共同构建有利于清洁能源开发的发展环境。二是推进产业融合网络建设，推进全球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抗击清洁能源产业的地缘安全化和恶性“脱钩”。三是塑造项目开发网络，促进双多边清洁能源标准对接，挖掘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市场潜力，鼓励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启动绿色项目库机制。四是强化技术共享网络。技术革新是清洁能源转型的根本动力，在积极争取关键突破性绿色技术国际合作的同时，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清洁能源发展的技术支持和能力培训。通过构建灵活务实的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在塑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新秩序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软权力建设研究”（22ZDA130）阶段性成果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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